本報記者 丘慧慧 實習記者 魏懿 深圳報道
就像是要去完成一個游戲的規定程序，4月8日，有中興通訊(000063.SZ)人士透露，公司近日極有可能針對愛立信的知識產權訴訟實施反訴，“先從中國開始起訴，其它國家也不排除可能”。
這一天，距離4月1日愛立信宣布在英、意、德三國對中興通訊提起知識產權訴訟僅僅過去了6天。其間，中興雖然明確表示就此前雙方還未達成的專利許可談判仍然“持歡迎態度”，但同時亦表露了“迎戰”的姿態。“如果能在訴訟中勝訴，我認為更有建設性意義。”中興通訊IPR(知識產權)總監王海波對本報記者說，他沒有刻意掩蓋公司的鋒芒。
起訴-應訴-反訴，電信設備業近期掀起了熱鬧的“專利戰”。
這個游戲的上一輪玩家，是剛剛向諾基亞-西門子公司(以下簡稱諾西)整體出售自己無線設備產品部門的摩托羅拉與中國公司華為。去年7月至今年3月，雙方在起訴、應訴、反訴等專利訴訟大戰中，已經有過激烈的交火。從初步結果看，華為略勝一籌，今年2月獲得美國法院頒布的初步禁止令，3月獲得中國商務部對諾西-摩托交易申請的“延期審批”。
有華為內部消息稱，就華為起訴摩托一案的一審判決也或將于近日公布，摩托羅拉極有可能敗訴并將做出相應賠償。
在這場首度有中國公司參與的喧鬧異常的國際專利大戰中，急需還原的不僅是專利較量背后商業競爭的本質，還有更多的真相等待撥云見日——比如中國公司在全球電信業中的真實專利處境？在高技術領域中國公司應該秉承何種專利戰略和戰術？專利作為一種競爭策略如何在全球競爭平衡攻防術？開放競爭作為世界的主流將如何影響了企業、乃至國家之間的專利格局？
真實的知識產權處境
擁有某項專利與否，還要取決于你是否付出巨大的時間和資金成本在當地市場國家獲得了專利授權
你告我，我告你——站在法律與道德帷幔背后的真相是什么？
4月6日，中興通訊IPR(知識產權)總監王海波向記者還原了被訴的細節：3月28日，中興通訊與愛立信高管就雙方歷經4年仍未達成的知識產權協議進行會晤，會晤期間雙方氣氛融洽，愛立信方面針對中興就分歧部分提出的建議表示“回去后再溝通確認”；3月30日，滿懷希望正在積極準備最終協議文本的中興公司收到愛立信回函，對中興給出的解決分歧的建議“表示不同意”，中興就此迅速作出反應，向對方表明進一步商榷的意愿；4月1日，中興在錯愕之間收到了被愛立信起訴的消息。
針對愛立信在訴狀中提到“中興公司拒絕專利許可協議”，王海波反駁說：“我可以負責任地說，我們從來沒有拒絕簽署協議，整個過程我都在深度參與。”他進而指稱“愛立信是一方面作出和談的姿態，一方面在磨刀霍霍”，因為以愛立信數十頁的訴狀來判斷，“至少需要3個月的準備時間”。
那么，愛立信的用意何在？為什么最終放棄了專利協商？中國公司中興通訊在專利談判中的籌碼如何？
關于中興所述訴訟前發生的細節，目前尚未獲愛立信公司的官方證實和回應。但業內人士分析認為，促使愛立信終結了4年馬拉松和談，把中興通訊從談判桌推上了被告席的真實動因，除了中興近年在愛立信老巢——歐洲市場上的蠶食外，其直接誘因還來自于愛立信昂貴的專利費要價沒有讓中興通訊就范。
業內人士認為，中興以為，雖然愛立信在2G時代有著絕對的專利優勢，但是隨著中國公司近年在3G到4G領域的快速追趕，雙方在專利交叉許可談判上各自的權重已經發生實質的改變。但愛立信不這么認為，與這位電信業老大進行專利許可談判，中興通訊幾乎已經是最后一家，在此之前，包括中國公司華為在內的企業都已經陸續簽署了許可協議，并掏了大筆真金白銀。
中興的堅持來自于，此時此刻，與彼時愛立信與眾廠家簽署協議之日，中國公司在產業格局中的進步已經一日千里。“在基礎專利上的差距，西方公司在2G時代占了80-90%，3G減少為60-70%，4G大家已經開始平分秋色。”王海波認為，時至今日，電信行業的專利格局已經達到了一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彼此專利的交叉許可將會越來越普遍。
根據中興和華為兩家公司披露的數據：截至2010年中興通訊的累計專利申請量分別達到了3萬多件和4萬多件，僅以2010年來看，中興華為的專利申請世界排名分別為第二和第四，已經遠在同行愛立信、諾西、阿朗之上。與此同時，中興、華為亦在4G標準LTE等專利積累上取得了長足進展。以中興為例，其在LTE核心專利上的占比已經達到行業7%。
但是，統計專利競賽中掌握在各廠商間的籌碼，并不是一道簡單的加減數學題。
“PCT(國際知識產權組織)只是一個方便各企業在世界各國進行專利申請的公共平臺。”華為首席法務官宋柳平告訴記者，專利申請總量，只是一個參考數據，而影響各廠商間專利競賽具有實際意義的內容則是，具體在哪些國家獲得多少專利權，以及專利的分量。也就是說，擁有某項專利與否，還要取決于你是否付出巨大的時間和資金成本在當地市場國家獲得了專利授權。
以華為公司公開數據為例，全球累計已經提交了4萬多件專利申請，但目前累計在全球獲得的專利授權只是1萬8千件，這其中，還有相當高的比例是在中國獲得的授權，海外的專利授權是一個逐步累積和建設的過程。
“就像愛立信、諾西、阿朗在中國獲得的授權肯定弱于其所在國家和優勢市場一樣，中國公司在歐洲市場的專利授權局面肯定也要遜于歐洲公司。”
業內人士認為，這才是愛立信在歐洲狀告中興的算盤。
商戰實質與訴訟常態
知識產權訴訟只是背后商業利益爭奪的一塊遮羞布
大多數時候，知識產權訴訟只是背后商業利益爭奪的一塊遮羞布，摩托羅拉之于華為如此，愛立信之于中興通訊亦然。
可以從2010年電信設備前五強的座次排位中，感覺到愛立信、諾西的危機感：老大愛立信營收308億美元，凈利17.3億美元；華為280億美元(凈利尚未公布，2009年凈利為27億美元)；阿朗217億美元，經營利潤2.88億歐元；諾西172億美元，經營利潤為9500萬美元；中興通訊營收為107億美元，凈利6.65美元。中國兩家公司無論是銷售規模還是利潤情況，都已經超越和直逼歐美廠商。
而更為重要的是，隨著前幾年以中國、印度為代表的亞太市場銷售增長的減速，加之北美出于政治原因的封閉和堅不可摧，歐洲，事實上成為了中國兩家公司爭奪最為激烈的戰場，這將直接威脅到愛立信和諾西的利益。
以中興通訊的年報為例：去年中興在中國市場的銷售增長僅為5.9%，中國以外的亞洲市場僅增長3.87%，而歐洲市場則大刀闊斧地增長了50.26%，與此同時，中興在過去歐洲廠商擁有優勢的非洲市場也增長了55.07%。
在短兵相接之下，利用自身專利的區域優勢，狙擊競爭對手的進入速度，不失為有效手段。
不獨華為、中興深陷專利門，實際上專利戰是作為技術密集型產業的通信業的常態。據不完全統計，僅2010年發生在通信的訴訟就多達數百起，其中蘋果公司相關訴訟46起，摩托羅拉44起，三星32起，諾基亞27起。
為什么專利戰會愈演愈烈？
“經歷了前幾年的淘汰賽之后，電信設備廠商之間的同質化競爭越來越明顯。”中興市場人士分析說，無論是產品質量、服務、還是技術更新，各公司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小，行業的競爭手段越來越少，加之中國企業在人力和資金成本(融資成本)上的比較優勢，客觀上加劇了西方企業的競爭壓力。
于是，專利壁壘幾乎是余下為數不多的競爭手段之一。
因為，對于各廠商而言，在本土市場上都擁有天然的專利授權優勢，外來者、或者后來者在進入市場時，要么要耗時耗力耗資金在該國進行專利申請，要么付出高昂的專利許可費，買得一張市場準入的門票。
很多時候，為了爭取到有效的進入市場的時機、不至于錯過時間窗，付費不失為一條捷徑，哪怕是付出巨大的資金成本。
“我們去年付出的專利許可費成本是2.2億美元，換來了280億美元的銷售額。”華為宋柳平對記者說，“用了別人的專利就是要給錢的。”
也有行業人士分析認為，如此多的專利訴訟產生，與目前通信行業越來越慘烈的競爭形勢下對企業利潤壓榨加劇有關。全球通信行業的投資規模已經觸到了天花板，各廠商對效益的訴求開始從規模要利潤，轉向了成本的壓縮，而每付出一筆專利費，就意味著又增加了一筆費用，因而盡可能擴張自身的知識產權積累，并據此在專利交叉談判中獲得更高的籌碼，是為務實之舉。
專利“盈虧”平衡術
通信設備廠商之間，時常不得不互相玩這種專利競爭游戲，犧牲部分的效率來獲得更多的談判籌碼
“你的專利優勢減去我的專利優勢，就是你應該得到的專利許可收入。”王海波說。
但是，這是一道極為艱難的數學題。
首先，不同于以數碼相機為代表的影像行業、LED等家電行業，通信產業在技術的開放性、密集性上遠勝于其它行業，因為開放是互聯互通的基礎，而互聯互通是通訊業的本源訴求。在經歷了最近5年的淘汰賽后，已經形成了思科、愛立信、華為、阿朗、諾西、中興此六家企業壟斷型競爭的局面，雖然各家的專利布局各有所長，在2G-4G的基礎專利上優劣各異，但是由于開放性和互聯互通的特點，廠商間的專利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極為復雜，相互的制衡也越來越明顯。因而，在談判桌上計算專利的多與寡，時常難分仲伯。
“一家壟斷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一個標準可能幾十個國家都有基本專利，而不是此前的一家占了90%。”宋柳平說，交叉許可將成為專利競爭與合作的主流，另外，從產業鏈的價值而言，專利開放有利于產業鏈的總體成本下降，對運營商，以及對最終用戶都有利——這也將是終結專利壟斷的原動力。
但是，在世界通信行業專利大局的理想狀態——“專利共享、開放與合作”到來之前，廠商間的專利博弈仍是不可回避的，并且充滿了挑戰。
“對于在專利上后發者，有時不得不投入成本申請大量的‘垃圾專利’，作為與對方談判所使用的籌碼，但是，為了維護這些專利又同時要付出相當大的一筆費用。”行業人士舉例說，“比如一項在全球多國申請的專利，在其生命周期內，總花費甚至要高達300萬-500萬美元，但是這其中，只有核心專利才能產生收益，大量普通專利則成為企業的‘凈成本’。”
該行業人士說，通信設備廠商之間，時常不得不互相玩這種專利競爭游戲，犧牲部分的效率來獲得更多的談判籌碼。“唯有高通這樣的企業，不生產設備，只販賣芯片和專利盈利，處于食物鏈的上游。”
然而，大部分企業都不是高通。
